邵甬｜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邵甬
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人居型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的发展。大家可能会有点疑问，什么叫做人居型世界遗产呢？好像在《世界遗产公约》里面没有专门这一项。这个概念是我在十几年前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还有世界的很多历史城市，它在历史上千百年来，都是有很多人在其中生活居住，但是在千百年当中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政治、经济、气候变化的原因，慢慢就变成了废墟。比如刚才董卫老师的演讲里提到的很多是遗址型的历史城市，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历史城市，它们虽然经过那么千百年的变迁以及各种各样原因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今天，同时还保留着很多人在里面生活和居住。我希望这种类型的世界遗产能够继续保持人在里面生活和居住的状态。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初心，所以我当时想到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把这种类型的或者说带有这种属性的世界遗产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研究。
人居型世界遗产，它往往有这样的几个特点，绝大多数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与村镇。比如中国的平遥。但是里面也可能包含一些近现代的城市，比如说巴西的巴西利亚，它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的规划思潮下形成的，所以它的整个城市的结构非常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
人居型世界遗产有的可能包括整个的历史城区、传统村镇，比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它周边的泻湖；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是历史城区当中某一个保存的还比较完整的历史地段，比如说像巴黎塞纳河畔。
其次，它们的建筑和城市格局非常能够代表所在地域的文化特征和城市规划的思想，并且在历史上或者现存的城市中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它们的建筑和城市格局的保存状况能清晰地体现出其文化特性，比如意大利乌比诺城体现出文艺复兴时的城市规划，伊朗亚兹德的城市肌理非常适应它的气候、宗教和文化的传统。
另外，这一类的世界遗产它具有非常独特的一些价值，这些价值通过自然环境、城市景观、建筑群体以及相互连接的街道空间表现出来。它不是通过某一个建筑或者某几个建筑群而表现出它的完整性，它还包含了山水格局、空间的尺度和密度、界面、建筑的材料、色彩和形式等等，这些要素共同作用成为一种传统的人类居住地的杰出的典范，比如在沙漠地区的也门的希巴姆、意大利的威尼斯等。
再者，它们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者文化传统提供了特殊的见证，或者是展示某一文化区域发展历史上某个或者某几个重要阶段的建筑群或者城市景观的范例，比如说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比如中国的澳门，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发展到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在这里层层累积，形成了一种非常连续的城市景观。
最后，人居型世界遗产直到今天还容纳着城市的日常生活，依然处在生长变化当中，所以它还是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这里面的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和建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同时保持着浓厚的人情味和烟火气。老挝的琅勃拉邦在早晨时，街道上形成的菜市场呈现出繁忙的景象；中国丽江还有好多城市，也还保留着当地特有的城市生活。
人居型世界遗产有其独特的地方，而它面临的挑战也有独特所在。
第一个威胁来自于城市开发。人居型世界遗产往往在城市的中心区，城市是永恒在变化的，城市的开发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家，其规模和速度是非常大的。这一类世界遗产的价值不免遭受城市开发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一些不可逆的破坏。
第二个威胁是旅游，特别是过度旅游。它们成为世界遗产以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参观。一方面，旅游为遗产地的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机会，也为遗产地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的条件。但是，这些新的因素常常也会使遗产地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超容量的游客、环境的污染，过度的商业化、干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商业化投资的进入等等，非常快速地甚至是急剧地改变原来城市的一些面貌、遗产地的氛围。
第三个是当地的社区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即使遗产地的社区没有被瓦解，但它同时也会面临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有时社区居民对世界遗产的价值缺乏认识，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利益的诱惑，他们很有可能很快地就会被外来的投资者替代。但是遗产社区其实是遗产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遗产创造者，他们今天可能也还是遗产价值构成要素，特别是历史建筑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所以对于遗产地文化传统的保护和传承，他们其实是最可持续的力量。因为专家、游客可能都是在短时期之内会介入遗产地，但不可能长期地在这个地方。如澳门，它每年举办妈祖庙的这样有许多居民参与的活动；再如丽江的三眼井，正是当地社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非常智慧的一种表现。但是慢慢随着社区的消失，这种传统也会慢慢消失。
人居型世界遗产一方面要考虑遗产保护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人的发展的问题。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理念与方法。
从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的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21世纪议程》，在世界范围内制定了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这些倡议都显示出可持续发展要坚持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的三大原则，强调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基于1992年《21世纪议程》的精神，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第十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是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将可持续发展愿景融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提出了世界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其中最核心的是提出了3条原则和4组因素。这4组因素里面包括环境可持续、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对于人居型的遗产来说，环境可持续、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内涵。
与此同时，“人居”方面的倡议也在积极地开展，2016年第三次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发布了《新城市议程》，从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文化和城市结合，形成了《文化：城市未来》的报告，这个报告特别指出文化能够创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文化能够塑造优质的城市环境，以及文化影响城市的综合的决策。所以说在可持续发展中环境、社会、经济三个支柱的框架下，还提出了文化是第四支柱，或者说文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等观点。
在世界上关注文化遗产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股力量的结合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发布了《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HUL）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文件，它发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引领21世纪的城市保护与可持续的发展，面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其中提到“会员国应按照HUL的方法，将城市遗产保护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和议程。在这一框架内，地方当局应拟定城市发展计划。”最开始的《关于历史性建筑景观（HUL）的建议书》是基于2005年的《维也纳备忘录》，当时考虑更多的是从历史城市中心如何保持和谐的视线景观，比如维也纳中心，新的现代建筑项目如何能够很好地融入到历史的环境景观中。但后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步融入到 HUL的理念当中，2011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HUL）的建议书》对2005年的《维也纳备忘录》有了非常丰富的扩展。从定义上，“历史性城镇景观”是指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形成的城市区域，它认为历时性城镇景观不应该仅仅是“历史中心”或者“整体”，而是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在理念上，“历史性城镇景观”不是一种新的遗产的类型，而是一种在快速和持续的变化环境中更好地管理遗产资源整体的跨学科的方法。在目的上，“历史性城镇景观”旨在维持人类环境的质量，在承认其动态性质的同时提高城市空间的生产效用和可持续的利用，以及促进社会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因此，“历史性城镇景观”将城市保护目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相结合，而不是把保护区域通过“画圈”的形式，孤立地冻结起来。《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HUL）的建议书》里也提到了4个措施的手段，包括公民参、知识和规划、监管制度和财务手段，它体现出综合性，更多要考虑这个城市里面遗产保护的基础之上如何更好的发展社会和经济，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建筑的高和低，对视线是否和谐的影响问题。它也提出了实施的步骤，包括地方资源调查评估、策略制定及整合、管理的实施。
“历史性城镇景观”在2021年时正好是1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开展了全球“历史性城镇景观”的案例征集。我们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导向及其内涵。
总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个是包容性社会发展，特别强调生活质量。比如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历史中心，它强调在遗产地管理和居民之间建立对话，让居民更好地介入到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当中。他们提出可持续生活始于当地身份，因为只有永久居住的城市才是可持续的。居民需要认同周围环境，并在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遗产方面拥有发言权，以确保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未来；埃及开罗Souq al-Silah案例中以社区为中心的振兴，它为当地的工匠、妇女、儿童等等带来很多发展的机会，把当地的社区和文化遗产重新联系起来。
第二个是包容性经济发展，该策略并不是要拒绝外来的投资，而更多地培育当地社会经济力量。比如马来西亚的乔治城，它通过强化当地家庭企业的力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市场需求，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而且得到更好的发展。再比如意大利的圣吉米尼亚诺，它除了开展对历史城市的保护和观光以外，还发展可持续的乡村旅游，使得城乡能够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中发展。
第三个是遗产安全与韧性，包括防灾、减灾与风险管理。比如意大利的乌比诺古城，它的管理计划特别强调环境可持续，促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在2019年，它还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5%的目标。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它的世界遗产管理的计划中充分考虑了自然因素的重要价值，把对绿地指标、预防和减缓气候变化等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指标等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四个趋势是遗产保护的管理规划与机制建设上更具有针对性。比如墨西哥瓜纳华托历史名城，它建立的地方管理的系统更接地气，它让城市中的人们一起来回答“如果重新设计你的城市，你理想中的历史中心应该是怎么样的？”它还采取很多的社区研讨会来推进这项工作。菲律宾的维甘古城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前四年，经历着政治不稳定、私人军队和政治暴力、企业外迁以及历史街区的衰败，它借助文化遗产增强公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制定长期的政策和管理策略，防止短期的政治变化对遗产的破坏。因此，遗产作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凝聚社区和各种力量的工具，促进了社会发展。
第五个趋势是遗产教育与公众参与，我们会发现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创新的内容。比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新冠疫情期间，通过互动网页、在线调查、交互式的地图和在线的会议等等，让社区更好参与到世界遗产管理计划的修订中。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城，通过创建数字地图打造文学旅游，等等。
这些内容体现了HUL在10年中，世界各地的人居型世界遗产做出的非常有价值、有启发性的一些探索。
4.中国“人居型世界遗产”实践
中国在人居型世界遗产上也有实践，我主要以自己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平遥古城为例来说明。平遥古城与之前提及的这些城市一样，它也具有人居型世界遗产的典型特征，一个方面它有丰富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另外一方面它还有2万多人口居住在古城里，所以它的人居属性非常突出。在多次调研当中，我们对古城里的历史、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了普查，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另外，我们也对古城里面的人、家庭，以及他们居住的生活空间，他们发展的瓶颈等等也都做了调查、记录和分析。
我们发现平遥古城从1997年成为世界遗产以后，前期旅游快速发展，古城的保护与发展出现了失衡状态，它的很多干字型的商业街作为开发的主要区域，接受了非常多的外部投资，并获得了新的装修甚至过度的装修。但是在商业街的背面，我们往往会看到很多的传统院落面临着消极保护状况，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很糟糕的。这张图上显示的是10年前平遥古城的状况：垃圾满地、污水横流。另外一方面，平遥古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遗产社区缺乏凝聚力，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知并不是很多。还有一些新城建设的失控等等的问题。
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发现平遥古城一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世界性和国家性的价值，符合遗产名录里突出普遍价值的三条标准。但是我们也发现，这里有很多人在生活和居住，它有着非常独特的地方价值，包括利益相关者、遗产社区和遗产城市的情感联结，身份认同和福祉提升，这些都是和古城息息相关的。
因此，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只是编制一个保护规划，而是要对这个城市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并通过保护与发展规划提出相关策略。我们的工作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价值的再阐释。从古代到现当代，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人居，涵盖了金融之都、营城智慧、家族往事、工厂岁月还有手艺人生，特别是20世纪的产业发展，其实和当代居民是息息相关的；二是我们对平遥古城的定位做了调整，将原来的以旅游为主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世界遗产地。三，为了实现这个定位，我们的工作目标也做了调整。从1980年代的“保下来”，到2000后的“管起来”，建立比较好的管理的机制，到现在要实现“活得好”。具体的而言包含了三个策略：一是保护策略，二是宜居策略，三是产业策略，并通过“平遥共建”模式作为实施路径。
在保护策略方面，我们编制了详尽的保护规划，要保存完整的中原汉民族城市特征，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在宜居策略方面，首先，在2012年出台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居民自主和专家引导的公私合作的激励制度，目的是使得老百姓能够通过补助资金改善他们的人居的环境，同时修缮结果能够符合保护规划制定的标准。为了更好地指导修缮，我们还编制了《民居修缮导则》，我们采用了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让老百姓能够看明白到底怎么修缮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其次，古城里的基础设施同样也要得到改善，包括电瓶车的公交化、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善、煤改电还有公共设施如公共厕所等等。目前，我们也正在做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为当地的居民构建更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在产业策略方面，要做的是产业优化。平遥古城主要产业就是旅游业，而旅游业受到外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脆弱。因此，我们要鼓励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比较好的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比如在古城里逐步形成了遗产空间结合的电影节、摄影节、雕塑节、中国年等节庆会展产业。通过规划活化利用古城里废弃的用地，转换用地功能为文化空间，鼓励新的文化产业的植入。比如像柴油机厂，原来废弃了好多年，现在成为电影节的或者说其他节庆很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老百姓在古城里非常难得的比较大的公共活动空间。这样的节庆带来了跟纯旅游不一样的人流和新的发展机会。比如2019年的平遥电影节，它的数据显示出节庆带来的影响力。另外，需要非常努力地去挖掘平遥古城的非遗，这些非遗中有的是老字号，比如像平遥牛肉、推光器等，也发现了很多通过非遗转化的文创产业，包括泥塑、谷茶等等。从这2张数据图中，我们就会发现，平遥的旅游总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它的门票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旅游者消费的类型更加多元化了。现在，平遥的老百姓直接参与到旅游或者说文创产业的居民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因此，产业的优化策略是基于文化遗产，形成了包含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阐释与展示、文化事件策划、文化旅游发展以及文化产业的培育等等很多方面内容。
对于前述的三大策略，需要有实施路径。因此，我们在工作对象上，实现了原来是“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改变。我们在2006年刚开始规划时，更多的是记录物，比如街巷、肌理、建筑；但是后来，我们更多地去理解城市与人的历史、理解人当下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在工作方法上，实现了从原来的“精英规划”到了“共同缔造”。比如通过新的社交媒体，让公众更多地来参与以及表达他们的意愿。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对平遥古城的价值及其保护发展提了非常多的建议和意见，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除了这种线上的形式以外，我们还组织多次与利益相关方的面对面谈话，专门针对遗产、产业和人居等话题进行讨论，还专门组织社区工作坊，能够更好地来理解老百姓他们对于遗产的认知，以及了解对于古城作为世界遗产地未来的保护与发展，了解他们的期望等等。接着，除了地方社区以外，我们还希望能够调动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其中。因此，从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保护我们的共同遗产”的公众参与活动，比如乡土建筑记录工作营，国际的志愿者和当地的居民一起参与遗产建筑的测绘、记录等工作；还有像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从2009到2022，在平遥组织了多次国际修缮建筑营，比如“我在平遥修城墙”等。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平遥建立一种共建的遗产地保护治理模式：政府引领、专业协同、社会参与。因此，要实现三大策略需要通过政策、技术、管理、资金、法规等等共同形成一个工具包，而不是规划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基于以上的实践，我们有以下的体会：首先，人居型遗产的空间和人的行为共同构成了其本真的“生活”；其次，遗产社区是生活在遗产空间中的文化群体，与物质遗存有着直接的、持续的联系。因此，我们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但是又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回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要立足于文化遗产和人居环境，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实现宜居、活力、平等三大目标。这是在平遥古城里我们持续的工作，得到的一些探索和一些体会，有成功的，但是也有一些教训，所以这个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需要一直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反思。
5.新的挑战
现在，平遥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气候变化，之前人居型世界遗产问题比较多的是资金与技术的缺少、城市开发的压力，以及人为的灾害等。现在，所以说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全球性问题，持续地影响着人居型世界遗产地。比如去年10月的雨灾，我们找了一些数据显示，以前的暴雨更多的是集中在长江领域，但是去年黄河流域的暴雨频发。去年10月1号到7号，我们团队在山西调研，就看着暴雨持续下，泥石流、溃堤等情况严重。数据显示，去年平遥古城的降雨量是往年24倍。
山西的古建筑，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元素，长期浸泡了以后因为受潮会结构松散，引起渗漏和结构受损，甚至坍塌等等。媒体上报道比较多的是平遥古城的城墙局部的坍塌，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居民的传统院落受到的影响是非常普遍的，有些可能外观并不明显，但是室内受潮严重，屋架变形；还有一些外面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房顶局部的坍塌，装饰构件的掉落而造成安全隐患，影响正常的生活
另外一个新的挑战是新冠疫情，因为用于防疫，地方的财政各项支出会更多，同时旅游的接待人次及收入减少，人才的地域流动也更加困难。我们从右边的两张图里面就可以看得到，疫情前后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总收入的差别是相当的大。
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新的挑战，我们从2020年开始有一些新的应对努力。一个方面，我们希望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因为从国家的层面，补助资金会投向高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一般的人居的传统院落，它可能只是历史建筑，甚至连历史建筑都不是。它们修缮所需的资金，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2021年，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和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一起启动了“风云飘摇·守护古建”的公共募集资金的行动，希望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同时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社会资金的投入。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和地方的年轻力量形成了联盟。他们非常有创造力，也非常热爱家乡，他们有的是坚守着祖辈的产业，有的是在外地游历过以后回到家乡。他们对于平遥的现状也是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共同讨论如何通过新的社交媒体，推出更多平遥的非遗产品以及文创产品。我们发现，内生的人群的行动更有生命力，能够把平遥的特色内容向外传递，比原来靠人流到平遥古城去消费更有意义。第三个方面，是新技术的应用，如何更好地用新的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来进行科学的管理、精准的预警。现在我们国家也在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的改革，如何把自然和文化的资源，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图”形成一个整体框架，甚至能够把自然的灾害、风沙水的变化趋势等考虑进来，更好地预判人居型世界遗产所面临的风险，提升防灾减灾的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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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钧｜从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到国家公园的完整性
保继刚｜哈尼梯田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